杨渡:1948-1949,国宝大迁徙


1948年12月22日,一艘船悄悄地从南京下关出发,航向台湾。


这是一次秘密行动。由蒋介石亲自下令,让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派出军舰中鼎轮来载运。中鼎轮是一艘登陆艇改装的运输舰。前一天下午,在下关装船的时候,几个单位都派人来了,他们要亲眼看着每一个箱子装上船,再派自己单位的人亲自押着箱子,到台湾去。


这些箱子的数量,总计是:故宫博物院320箱,箱里有3409件文物;其中古物295箱,图书18箱,文献7箱。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包括了去伦敦参加艺术展的80箱珍品。在南京的“中央博物院”则有220箱。


同时运送的,有“中央图书馆”的珍本书60箱,这次主要是以明朝以前的刻本、校本、手抄本为主。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有120箱,它拥有最珍贵的甲骨与金石古文物。此外还有外交部重要各国条约档案60箱。


各单位都派出自己的押送人员,负起完全责任。故宫派了庄尚严、刘奉璋、申若侠,中央博物院派了谭旦同、麦志诚,其他单位也都派了专人。


想不到的是,12月21日,箱子要装上船的那一天,海军人员听说有船要开到台湾,竟带着妻儿眷属,一起先赶到了码头。这些眷属的层级都不低,否则不会知道这么机密的船要开,船上的工作人员不知如何阻止,就全部放任他们上了船。等到文物到了码头要上船的时候,人都已经上去了。他们各自寻觅地方,摊开被褥,席地而卧,屈身而眠,闭目养神,如入无人之境。整个甲板上,竟然已经无一处空隙


前来巡视文物押送的傅斯年(时任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”)上船一看,文物船竟变成了“难民船”,而军队纪律竟涣散其斯,整个人都气白了脸,他以杖叩地,敲打了好几下,连呼:胡闹,胡闹!他把史语所的押送同仁找来,问了几句,就匆匆驱车离去。他直接把车子开到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办公室。


桂永清(1901-1954)


这时,杭立武(时任教育部次长)也打了电话给他的同学──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周宪章,他们是留英同学,有一些交情。


桂永清知道事态严重,机密押送变成公开行程,文物船变逃难船,而且海军眷属竟然先逃,这说出去能听吗?更何况此事闹不好会传到蒋介石那里去,事态严重,桂永清只好亲自上船处理。他一个个去劝导,希望眷属以国家文物为重,此船乃是特别指令,只运送文物,不得搭载无关人员。经过一番疏导,海军眷属才逐一离开。但他们恨得咬牙切齿,要他们自己好自为之,跟文物不相干的人一个都不许上船。结果本来有几个押送文物的人竟也不能上船了。全船除了航行人员与押送人员及眷属之外,就是文物。


这整个过程显示出:随着三大战役的失败,国民党大势已去,连海军的高层都想先把眷属送走,更何况其他人。从北方的战场出来的人们,挤满了南方。而稍稍有经济能力的人,正挤满了码头,带着金条,想购买一张船票而不可得。


事实上故宫、中央博物院、中央图书馆的文物南迁,早在1948年11月10日,就开始讨论了。当时杭立武眼见东北败战,华北失利,就连络了故宫博物院、中央博物院、中央图书馆、中央研究院等四个单位的人,包括了:杭立武、朱家骅(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)、王世杰(时任外交部长)、傅斯年(代表中研院史语所)、徐鸿宝(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)等人,一起到翁文灏(时任行政院长)的官邸,举行会议。这几个人都是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会成员,举行会议讨论南迁,也是有鉴于抗日战争时,故宫文物从北京迁徙到四川,一路险象环生,付出许多代价,最后才平安抵达各地安放。抗战胜利后,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古文物慢慢复原,大部份运到了南京,还有一部分出国参加伦敦艺术展,想不到战火激烈,如果要迁徙,也不是一时三刻就可以做到,得提早筹划。


料图: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在打包南迁


对故宫文物与中央图书馆善本书,本来有人建议仿照抗战模式,往四川山中运,以避免战火的波及。但蒋复璁认为,对付日本那种现代化重武器,运到山沟沟里,日本确实打不进去。但是此一时彼一时,此时运去山中刚好是“瓮中捉鳖”。所以他主张最好运到台湾。


抗战时期,文物南迁的艰难道路


会议中,朱家骅表示“中央图书馆”的文物一并迁台,而傅斯年以史语所的身份表示,史语所的文物有甲骨、青铜器等也随同迁台。既达成共识,遂决定由翁文灏报请蒋介石。蒋介石也同意了,并表示能搬运就尽量搬运。于是整个文物南迁的事,就这样展开。


从12月10日开会,到各单位自卫开会决定何者为精品,何者要搬迁,何者要留下,以及如何装箱等,一直到12月21日就能出发,其实时间非常短,可见各方已感觉到时局的急迫了。此时北方的淮海战役虽然还在打,但胜负已分。不仅文物,连海军的人都知道,再不走也来不及了。


第一批运台的文物在12月22日从南京出发,26日抵达基隆,27日清晨才开始把箱子卸下来,立即上火车,傍晚开车。在先遣人员的引导下,文物运到了杨梅火车站附近通运公司的仓库,暂时存放。但是杨梅的仓库不大,放了第一批就快满了,还是得先找一个可以储存的地方。于是先遣人员南下台中,看中了这里气候干燥,台中糖厂也有很大的仓库可以用,才终于定下来。


故宫国宝运到台湾时,先放在台中雾峰的北沟山中


1949年1月6日,第二批文物从南京开船,故宫博物院有1680箱,其中古物496箱,图书1184箱,《四库全书》正是此中最重要的宝贝。由于此次是向船公司包船,所以运行顺利。


等到第三批要运送时,已是1月下旬,此时蒋介石刚下野,由李宗仁代理总统,北方战局大败,人心惶惶之际,民间商船都被调去转运军需品,已无法租到商船了。不得已,只好再求助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。桂永清指派“昆仑号”担任这个任务。“昆仑号”是一艘三千吨的船,但它还在其他地方出军事任务,行程必须保密,船到码头也不能停留,必须立即上货装船,所以文物得先运到码头等候。


此时南京正是冬日,寒风萧瑟,冷雨霏霏。然而码头已堆满了各方运来的逃难物资。国宝文物的箱子无处摆放,只能露天放在码头上,摆在一堆杂物中,勉强用油布先盖上,以避免雨水淋湿。凄风苦雨中,有运送的文化人目睹国宝沦落至此,不禁想起李后主的词,内心感到无限悲凉。


1月28日,正是农历除夕前一天的小年夜,昆仑号到达港口时,船长宣布只停留二十四小时,必须立即装船。不料工人却以过年为由,拒绝加班搬运。幸好,码头工会已先拿了订金,不能反悔,再经过军警的疏导,还加发“新年特别奖金”,工人才开始搬运。


不料,正在装船的当下,海军总司令部方面的人听说有船要开往台湾,竟连夜打包,携家带眷,拥到了码头,拼命冲上船去。军舰人员眼看都是熟人,无法阻止,就放开了。本来船上的前舱就装了其单位的物资,余地最多可容纳五百多箱,而后舱又被眷属占据,就没有空间了。


杭立武急了,眼看交涉无效,再打电话给总司令桂永清。


桂永清到船上本来是想劝导眷属的,却不料这些眷属一看桂永清来了,一家老小竟都跪下来,放声大哭起来。此时南京已经非常危急了,逃难人潮挤满了码头,再多的金条都买不到船票,他们把这个机会当做最后的希望,既然拼了命才登上船,如何肯下去?


桂永清看着自己多年的部属家人,只能摇着头说:“把舰上所有官兵的卧舱都开放了吧。”他只能设法尽量容纳了。然而即使甲板、餐厅、医务室都堆满了,还是不够。码头上还有许多箱件上不来。舰长眼看再没办法了,唯有宣布停止。未能上船的,故宫有728箱,中央图书馆有28箱只能交给留守的人带回。


封舱后,船快开了,杭立武突想起来,还有四箱宝贵的文物。那是抗战时期,汪精卫赴日本时,拿去赠送给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礼物,计有:翡翠屏风、白玉花瓶、清玉花瓶等玉器,抗战胜利后,好不容易才收回这些有纪念意义的文物,总共有四箱,他赶紧跟舰长交涉,才终于上了船。


曾被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翡翠屏风,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


这一艘船不是专运文物的,因此绕行好几个港口,走了二十四天才到达基隆。


这已是最后一批了。


这些文物有的属于当时的外交部、中研院史语所,后来都陆续归还,唯有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,有些善本书后来归给台北的“中央图书馆”,其余大部分文物则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。


台北故宫博物院


这些文物到了台湾之后,先存放在台中糖厂的仓库,后来担心战争空袭,再转到雾峰靠山边,名为北沟的地方,建了一个库房。后来因海内外来参观的人多了,每一次都得由故宫人员拿出来展示,挂上观赏,再收起来,非常不便,于是筹划在台北市近郊的外双溪建长期展览馆。1965年,新馆完成。由王云五担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,蒋复璁任院长。中间又历经几任院长,盘点文物、组织改革、改建扩建,终成现在的模样。


北沟公开展示200余件文物的内部展厅


在战争烽火中流离迁徒,飘洋过海的中华文化瑰宝,终于有一个长期展示的地方。


至于历经战火而迁徒来台的文物有多少价值呢?2013年,米芾的画作《深山夜雨》在纽约的拍卖会上亮相,起拍价是3000万美元。而台北故宫有米芾的作品七十一件。更不必说朗世宁的画作动辄上亿,而台北故宫有六十四件。其他的无价之宝更难以估计。


米芾《深山夜雨》


后代的我们,对生存于战火的暴风雨中,还时时刻刻想到文物与文化保存的先人,不得不感到深深的敬意和感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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